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在条例起草和修订期间，全党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逐步解决农民强烈反映的公共食堂等问题。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工业领域调整围绕降低钢产量等指标和整顿企业秩序展开。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经济工作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秩序，保证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为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研究，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要使中国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进一步认识。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会议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之后，调整国民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在农业政策的调整中，一些地方进行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尝试，取得较好效果。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从1963年夏开始，各项建设事业呈现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得到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依靠党和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得到改变。（选自《中国共产党简史》）